第一卷着力讲述和分析的，就是上述两个阶段发生的人和事，试图表明：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确实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带来了可能性，曾经颇有生气，却在清代中叶最终破灭。康乾盛世时不但在文化上排斥西方天主教，而且在科学上贬低和排斥西方学术思想。吊诡的是，乾嘉学派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并且遵循康熙帝圣旨般的论断，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进来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特殊的阐释，竟然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而“西学东渐”逐渐变为“西学东源”的过程，由“渐”而至“源”，恰好折射出这一波西学东渐逐渐衰亡的关键。实是无奈，乾嘉学派努力考证并恢复传统的科技体制和规范，结果是学术上成就卓著，却没有缩短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反而使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可能夭折。总之，在西学东渐第一波，中国失去了通过吸纳西方的近现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可能。

而西学东渐第二波，我们简称为“师夷长技”。这个历史时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晚清阶段和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民国阶段；为清晰起见，两阶段均可再一分为二，共分为晚清前期、清末时期、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西学东渐第一波之所以历经17世纪的一度生机勃勃，至18世纪所谓康乾盛世，反而走向式微，根本原因乃是大一统皇朝看似强大和稳定后，为保统治阶级和上层士绅的自身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走老路。他们看不到或者害怕承认别人比自己强，害怕体制和意识形态出现一丝缺口，科技领域也概莫能外，最终以西学东源结束了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第一波和第二波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前者的主体盲目自大，以治经学的路子对待传教士引进的西方科技，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百年之后又回复原来的科技模式，科技转型终告失败；后者的主体自觉技不如人，通过输入、仿造、译介、留学、引进科学符号和方法、办现代教育、设研究院所等举措，锲而不舍，愈挫愈坚，不齿于以对手为师，努力学他人之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进行了移植，并从原有的科技模式中走了出来。西学东渐第二波的巨大成绩在于基本实现了中国科技的近现代转型，回首这百孔千疮的100年，在持续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居然做到了这一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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