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鸣谢 欧洲是最小的一块大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同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俄罗斯和土耳其除外）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无几。与面积1 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相比，欧洲简直像个侏儒。但就其内部差异和鲜明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根据最近统计，它包括46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每一个国家都被翔实地研究过。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短暂的60年欧洲历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献，就已经是无穷无尽的了。 于是，无人敢立志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或者确切的当代欧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点力不胜任：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我能记起所见所闻——甚至亲身参与过——的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情。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还是更难以理解战后欧洲的史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 本书不冀求采取一种类似奥林波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我希望《战后欧洲史》坚持客观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说得难听些，本书是“固执己见”的。它的有些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凡人皆会犯错。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自己的判断——尽管任何差错都会溜进篇幅这么长、范围如此广的一本书里。如果本书存在这类差错，但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么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许多学者和朋友，他们使我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首先，这类书是站在其他书的肩膀上的。[1]现代历史经典著作中使我们得以找到灵感和范例的有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乔治·利希泰姆的《20世纪欧洲史》，A·J·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国史》，还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一种愿景的消逝》。这几部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彼此迥异，它们的作者无疑都有渊博知识和学术自信心，这在他们的后继者中间已很罕见——而且他们思路清晰的写作风格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者的楷模。 我们拜读过的晚近欧洲史学者中间，特别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谢的是哈罗德·詹姆斯、马克·马佐厄、安德鲁·莫拉夫斯克。他们的著作明显地影响了本书的各个章节。在研究现代欧洲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博学的艾伦·S·密尔沃德对战后经济的创新研究。 就我熟悉的中欧和东欧历史而言，这是一般欧洲史家们经常关注的课题，但都由西欧的专家们撰著，而拙著得益于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凯瑟琳·梅丽代尔、马齐·肖尔、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鲁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从蒂摩西·加尔顿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关于中欧的知识（这是他本人多年来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关于“东方政策”（Ostpolitik）时代两个德国的情况。在多年来同扬·格罗斯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益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我不仅了解了波兰历史，也学会了如何理解战争的社会后果，他在这方面的著作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人性关怀。 本书与意大利有关的一些章节得益于保罗·金斯伯格的著作，而关于西班牙的几章得益于阅读著名学者维克特·佩雷兹-达埃兹的著作和聆听他的高见。我特别要感谢他们两人，还有安妮特·维维奥卡，她对战后法国在大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暧昧反应所做的权威性分析《驱逐出境和种族灭绝》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那段棘手史实的叙述。我对“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著作的影响，她对“崩溃的国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为欧盟形式的国际治理辩护，这不是因为此举在本质上更有利或代表着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因为在我们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别无他法。 我在欧洲各地的朋友们、同行们和读者们教给我的欧洲大陆晚近历史和当前历史的知识，远远胜过我自己点点滴滴地从书本和档案馆里收集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克尔齐兹托夫·齐苏斯基、彼得·凯尔纳、伊凡·克拉斯台夫、丹尼斯·拉考纳、克尔齐兹托夫·米哈尔斯基、米尔西·米哈伊斯、伯尔蒂·穆斯里乌、苏珊·尼曼和戴维·特拉维斯等人的慷慨帮助。我要感谢伊斯特凡·雷夫坚持要我参观布达佩斯的“恐怖屋”（House of Terror），无论这种体验令人多么不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