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为十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提出问题之后，第二章研究了日本人性格的现象：战争中的日本人。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两大典型性格表现，一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虏的日本人与美军的高度合作。她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样的性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处置有参考价值。接下来的章节里，本尼迪克特还讨论日本的等级制度和明治维新对传统等级的冲出和改变，并尖锐地指出日本对等级文化的迷信导致其在侵略外国时也试图输入这种等级观念，而这种日本独特的伦理体系当然难以为他国所接受和消化。然后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负恩”逻辑，并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和美国的罪感文化差异极大。为了洗刷耻辱，日本人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在此基础上，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极端的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补偿，日本文化对感官享乐宽容得令人惊讶。本尼迪克特还探讨了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不管具体的方法与形式，其本质上与严格的道德准则是一脉相承的。最后，她分析和评价了投降后的日本人与对日政策。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此时，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同是欧洲文化背景，美国对德国战后问题的决策较为清晰。但是如何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战后问题，美国政府需要迫切作出决策。为此，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以期制定出最后的决策。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接受这一课题的众多专家学者之一。她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后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并取得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主要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
当时日美还在交战状态，本尼迪克特不能到日本本土进行调查。于是，长于田野调查的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和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战犯，同时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特用“菊”与“刀”的形象，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民族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即《菊与刀》。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本尼迪克特用这两个词表示了日本人的两种矛盾的性格：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对于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格，本尼迪克特从等级制度、报恩意识、义理、日本儿童的养育方面展开分析。
作者认为，“在日本民族有关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国家关系的整个观点中，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乃是核心地位。”“各守本位”是描述他们等级思想的关键词。在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人都应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一个人必须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否则地位低的人的报复是正当的。
日本人在观念上认为自己是历史的“负债者”，这种债既有父母的“恩”，还是儿子欠父母的一切；又有“皇恩”，是一个人对天皇的负债；还有别人施加给他的“恩”。这些恩都是必须偿还的欠债。一个人要成为有德行的人，就必须报恩。由于报恩意识的存在，日本的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服从的关系，比如子女要服从父母，下级要服从上级，人人都要服从天皇。
本尼迪克特还从日本儿童的养育习俗上来说明日本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她认为，日本人的人生曲线和美国的不同。日本的幼儿和老人享受了最大的自由和从容。幼儿期过后，限制逐渐加强。到了结婚前后，个人的自由达到最低的限度。到60岁以后，日本人又可以像幼儿一样不受耻辱的烦扰。日本儿童特别是男性儿童的教育存在着两重性，即幼时虽然要对父亲表示恭顺，但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对母亲和祖母大发脾气，随意发泄自己的挑衅心，而六七岁以后，慎重与“耻辱感”逐渐加至他们身上，并随着年龄的增大，训练越来越严厉。这种教养方式在日本人的人生观中产生了矛盾的性格，即一方面日本人可以爱好赏樱花、菊花之类的优雅行为，另一方面又可以手执刀枪进行残酷的杀戮或者自杀。

《菊与刀》1949年被翻译成日文，受到日本国民极大关注。1951年，这本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
1990年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著作，在学界引起关注。2005年后，中国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此书，商务印书馆也重印了七万册，并意外地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菊与刀》的热销，引起日本媒体注意，《读卖新闻》等对此做过专题报道，并分析认为这本书畅销，是因为时值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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