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达尔文与我们 《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几乎未曾提起过人类物种的起源问题。尽管如此，这本书已足以威胁《圣经》所讲述的人类起源了，即“人类优于动物的优越感”；不过就连查尔斯·达尔文本人也强调，这些对他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在书稿最后一章的结尾处，他简短地表示，研究物种进化“为人类起源和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此外，在同一段落中，他也大胆地提出，“在遥远的未来”，心理学研究“将以新的基础为起点”。 在当时来看，这的确是够“遥远”的。1960年，在《物种起源》问世101年之后，历史学家约翰·格林（John C. Green）认为，“谈到人类独特的人性特征的起源，达尔文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除了在他的《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对此进行过理论性的阐释外，这方面研究至今几乎没什么进展。如果他听了牛津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的J·S·维纳（J. S. Weiner）对这一研究的评价，他肯定会气得跳脚。维纳认为‘这一课题完全莫名其妙，人类在此方面毫无重大突破’。目前人们越来越趋向于认同人是一种文化传播动物。尽管如此，达尔文可能已经觉察到了一种类似于进化论出现之前的那种人类和其他动物有天壤之别的观念日渐抬头的趋势。” 格林提出此观点几年后，一场革命开始了。从963年到1974年，四个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提出了一系列想法，融合并提炼了自然选择理论。这些想法加深了进化生物学者乃至普通人对动物社会行为的见解。 起初，这些新想法与人类物种的关联非常模糊。生物学家对蚂蚁的自我牺牲哲学、鸟类求爱的隐藏逻辑把握十足，但对人类行为的看法，如果有，也只是凭空臆测的。即使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本书——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的《生物社会学》（Sociobiology，1975年）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1976年）——中总结和发表了新观点，但依然与人类没有太大关系。道金斯充分探讨了这个课题，而在575页的整本书中，威尔逊仅用了28页简单地赞同了现有的臆测观点。 自20世纪70年代始，人类的看法更加明确。一少部分学者将威尔逊所称的“新综合推理”融入到社会科学中，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并且这样做的学者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些学者将更完善的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用于人类物种中，以最新收集的数据验证其应用。虽然失败不可避免，但他们确实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虽然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处于劣势的少数（尽管私下他们可能以此为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人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知名期刊纷纷刊登出十年前新兴期刊认同达尔文观点的作者的文章。新的观点正在形成，虽然进展缓慢，但确定无疑。 这里所说的“观点”也仅仅是字面上的。新的达尔文综合理论就像量子物理或分子生物学一样，它是科学理论和事实的主要部分，也是看待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一旦真正掌握（它比二者都更容易掌握），它将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社会观。 这个新观点所能解决的问题，包括从宇宙到灵魂的各个领域，与一切重要事物息息相关：浪漫、爱情、性（男人或女人真的适合一夫一妻制吗？在什么情况下适合或不适合？）；友情和仇恨（办公室政治背后的进化逻辑是什么，或者延伸到更广泛的政治领域？）；自私、自我牺牲、内疚（为什么自然选择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内疚感——我们所谓的良心？它决定了“道德”行为吗？）；社会地位和攀附权贵（阶级在人类社会根深蒂固吗？）；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友谊和野心诉求（我们是否都受制于自己的性别？）；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战争（为什么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排斥大的族群，而无一点同情心？）；欺骗、自我欺骗和无意识心理（理智的诚实是否可能？）；各种精神病理学（抑郁、焦虑或偏执妄想越来越“自然”，如果是这样，是否更容易被人接受？）；手足之间的爱与恨（为什么不能全是爱？）；父母对子女心理造成的巨大伤害（他们真正在乎的是谁的感受？）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