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包含导言、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第二章古代史家与史籍、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第五章汉以后之史官制度、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第八章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第九章清代史学之成就、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这是根据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蓝图”而建构起来的一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模式。这本书在撰述方法上深受考据学的影响，一重史料考证，二重材料排比，这是它的两个特点，由此可见作者治学旨趣之所在。本书在推动中国史学史这门专史的发展上起到了草创之功、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主要成就在于：

首先，本书的内容和结构，在梁启超所提出的设想的基础上吸收古今史家记述的成果，力图把中国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最近趋势撰为一书，其考索与归纳之功，殊为不易，且有的论述已经触及到史学的成立、史学的主要内容、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发展与历史文献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其次，本书初步提出了中国史学史之分期的见解，即古代（按指秦及先秦）、汉魏南北朝及唐初、唐宋至清等三个时期。这个分期虽很粗略，但作者毕竟已经提出了一个纵向思考的线索。作者在初版的“结论”中，还曾考虑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创造期、成立期、发展期、蜕变期、革新期等五个阶段。今阅《静晤室日记》，作者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曾有把中国史学发展分为萌芽期、成立期、发展期、中衰期、复兴期、革新期等六个时期的设想，后虽未采用，然而可以说明作者在分期问题上是有过认真思考的。

再次，本书初版及修订版《导言》提出了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见解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见解，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它为后人的研究展开了一幅广阔的图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