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国际关系或外交史采取了一种略与众不同的观察角度，即聚焦于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英、中法关系中更为深刻的因素，也就是经济与商务因素。

在此，中国革命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被放在英法“后帝国”中衰退这一更为广泛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在这一背景中所使用的诸如“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被质押的资本主义”等表述方式都是新的、可相互替换的名词。

本研究的基础是那些迄今为止难以利用的英国、法国和中国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日》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教、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详尽叙述了晚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为“同治中兴”、挽救腐败清王朝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各个方面。并且阐释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最终失败的原因。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本书是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久保享教授研究中华民中经济史的代表作。

作者依据大量国内学者能以见到的日、英、美等国的档案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有关档案和其他资料，以1937年抗日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税收政策的变动以及币制改革的努力等为中心，探讨了在皮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诸各关系战争前夜东亚的国际关系，指出南京政府恢复政治主权限和经济发展的努力以及受到的诸种制约，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