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烧了吗?》由译林出版社携手读库共同打造，世界新闻史名篇，非虚构写作典范，1944年巴黎解放详解，董乐山经典译作。《巴黎烧了吗？》是新闻史上的一部杰作。非常值得新闻专业的从业者和学生学习借鉴。对宏大事件报道的掌控能力，对涉及众多被访者、拥有海量细节素材的再现、穿插、配制和平衡能力。译者董乐山先生在“译序”中说：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

名人推荐

细节，还是细节

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

“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策划发动起义的罗尔上校说。尽管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巴黎的毁灭，但他相信，掌握了大部分巴黎地下武装力量的法国共产党，还有许多在德军铁蹄下生活了四年的爱国的法国人，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流亡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将军绝对不允许巴黎发生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而让自己失去对这个即将解放的国家的控制权，他为此命令负责空投武器的人：“任何武器都不得直接空投给共产党人，或者结果可能落入他们手中。”在希特勒的眼中，值得为巴黎死掉的人当然更多。他下令给所有与巴黎有关的人：“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当巴黎解放那一天，他还在念念不忘地问：“巴黎烧了吗？”

巴黎成了三方争夺的目标，而最有能力拿下这座城市的人却不愿意加入这场争夺。盟军的计划是延缓巴黎的解放，而避免陷入消耗巨大的城市巷战，并且，攻占后的巴黎需要相当于八个作战师的力量来维持，同时要耗掉第二战场全部部队四分之一的油源。

紧张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斗争开始了。《巴黎烧了吗？》记录的便是1944年的巴黎所度过的那个惊心动魄的八月。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他们在巴黎解放二十年后推出的这部三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名篇。2005年，拉莱·科林斯于6月20日去世，该书中文版也由译林出版社重新包装出版，这是董乐山先生的最后一部译作。这本书对我来说，上大学时只是外国新闻事业史中的一个填空题。后来读到它的时候，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所以前段时间和年轻同事探讨业务，说到新闻采写中的细部训练，对方让我推荐范本，我毫不犹豫地说，《巴黎烧了吗？》。这本书我看了没几页，便后悔自己如果早些年读到它，就会对我的新闻和写作生涯大有帮助。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那几年无头苍蝇似的瞎撞的经历，可能也很难懂得个中微妙之处。也许只有自己尝过了甘苦，才能体会人家写出这样的书来是多么不容易又了不起。

如今时兴一个词儿叫“宏大叙事”，遗憾的是，许多人把这个帽子扣在某些作品身上，更衬出了被装饰者一点儿都不宏大的寒酸。跟这哥俩学学什么是宏大叙事吧：除了细节，还是细节。他们用三年时间搜集材料，采访了八百多人，敢于宣称自己的作品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1944年8月25日盟军攻进巴黎，该书用了足足十七页的篇幅来写巴黎人对解放者的欢迎场面，有名有姓的人达上百人之多，所用故事之生动，细节之完整，绝对到了奢侈的地步。在许多时候，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事实上，“用细节说话”也是最费劲的，所以许多人宁愿轻轻一笔带过，却并不愿意下笨工夫去寻幽探微。而真正有感染力的地方正在这里：肖尔铁茨去“狼穴”领命，他的勤务兵梅耶下士希望自己的长官不要回来得太早，因为当天晚上他要去看自己十个月以来的第一部电影，这是歌剧院大道旺多姆电影院放映的德国喜剧片《布克霍尔斯一家》的上集，而下集要到下星期才放。梅耶不想错过它。

能够下笨工夫去采集，同样需要高智商来剪裁。新闻写作就像罗丹的雕塑理论：把一块石头上没用的东西去掉，剩下就是自己的作品了。说来简单，但如何剔除没用的，进而凸显出有用的东西，需要高超的叙述技巧和文字功底。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做到了，他们将丰富的素材有机的捏合在一起，把几百人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每一章每一节都有跌宕起伏的高潮和剧力千钧的气势，使这部纪实作品优于一切惊险小说。

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请允许我抄录几句，来体会书中那种平静潜流下紧张不安的气息。这一段发生在临危受命的肖尔铁茨离开希特勒、去巴黎赴任之前去探望自己的家——对不起，“临危受命”是我拉来的，他们两位才不屑用呢，他们只会让你不得不想到这个词：

“在黑色霍奇牌汽车把她丈夫送往西方去之前的几分钟，肖尔铁茨太太注意到将军的勤务兵突然又奔到他的房间里，取来一只大手提箱。她知道，那只手提箱里装的是她丈夫的平民服装。”

——张立宪 选自《读库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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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书评：

    细节，还是细节

    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

    “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策划发动起义的罗尔上校说。尽管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巴黎的毁灭，但他相信，掌握了大部分巴黎地下武装力量的法国共产党，还有许多在德军铁蹄下生活了四年的爱国的法国人，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

    流亡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将军绝对不允许巴黎发生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而让自己失去对这个即将解放的国家的控制权，他为此命令负责空投武器的人：“任何武器都不得直接空投给共产党人，或者结果可能落入他们手中。”

    在希特勒的眼中，值得为巴黎死掉的人当然更多。他下令给所有与巴黎有关的人：“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当巴黎解放那一天，他还在念念不忘地问：“巴黎烧了吗？”

    巴黎成了三方争夺的目标，而最有能力拿下这座城市的人却不愿意加入这场争夺。盟军的计划是延缓巴黎的解放，而避免陷入消耗巨大的城市巷战，并且，攻占后的巴黎需要相当于八个作战师的力量来维持，同时要耗掉第二战场全部部队四分之一的油源。

    紧张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斗争开始了。

    《巴黎烧了吗？》记录的便是1944年的巴黎所度过的那个惊心动魄的八月。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他们在巴黎解放二十年后推出的这部三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名篇。2005年，拉莱·科林斯于6月20日去世，该书中文版也由译林出版社重新包装出版，这是董乐山先生的最后一部译作。

    这本书对我来说，上大学时只是外国新闻事业史中的一个填空题。后来读到它的时候，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所以前段时间和年轻同事探讨业务，说到新闻采写中的细部训练，对方让我推荐范本，我毫不犹豫地说，《巴黎烧了吗？》。

    这本书我看了没几页，便后悔自己如果早些年读到它，就会对我的新闻和写作生涯大有帮助。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那几年无头苍蝇似的瞎撞的经历，可能也很难懂得个中微妙之处。也许只有自己尝过了甘苦，才能体会人家写出这样的书来是多么不容易又了不起。

    如今时兴一个词儿叫“宏大叙事”，遗憾的是，许多人把这个帽子扣在某些作品身上，更衬出了被装饰者一点儿都不宏大的寒酸。跟这哥俩学学什么是宏大叙事吧：除了细节，还是细节。他们用三年时间搜集材料，采访了八百多人，敢于宣称自己的作品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1944年8月25日盟军攻进巴黎，该书用了足足十七页的篇幅来写巴黎人对解放者的欢迎场面，有名有姓的人达上百人之多，所用故事之生动，细节之完整，绝对到了奢侈的地步。

    在许多时候，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事实上，“用细节说话”也是最费劲的，所以许多人宁愿轻轻一笔带过，却并不愿意下笨工夫去寻幽探微。而真正有感染力的地方正在这里：肖尔铁茨去“狼穴”领命，他的勤务兵梅耶下士希望自己的长官不要回来得太早，因为当天晚上他要去看自己十个月以来的第一部电影，这是歌剧院大道旺多姆电影院放映的德国喜剧片《布克霍尔斯一家》的上集，而下集要到下星期才放。梅耶不想错过它。

    能够下笨工夫去采集，同样需要高智商来剪裁。新闻写作就像罗丹的雕塑理论：把一块石头上没用的东西去掉，剩下就是自己的作品了。说来简单，但如何剔除没用的，进而凸显出有用的东西，需要高超的叙述技巧和文字功底。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做到了，他们将丰富的素材有机的捏合在一起，把几百人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每一章每一节都有跌宕起伏的高潮和剧力千钧的气势，使这部纪实作品优于一切惊险小说。

    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请允许我抄录几句，来体会书中那种平静潜流下紧张不安的气息。这一段发生在临危受命的肖尔铁茨离开希特勒、去巴黎赴任之前去探望自己的家——对不起，“临危受命”是我拉来的，他们两位才不屑用呢，他们只会让你不得不想到这个词：

    “在黑色霍奇牌汽车把她丈夫送往西方去之前的几分钟，肖尔铁茨太太注意到将军的勤务兵突然又奔到他的房间里，取来一只大手提箱。她知道，那只手提箱里装的是她丈夫的平民服装。”

    BY张立宪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拉莱•科林斯 （法国）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译者：董乐山

拉莱•科林斯，美国《新闻周刊》记者。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作者在史实方面力求翔实，每一段文字都经得起世人推敲，同时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合著有报告文学典范作品《巴黎烧了吗？》。

目录

译序

序幕

第一部 威胁

第二部 斗争

第三部 得救

附录

序言

董乐山

“巴黎烧了吗？”

这是纳粹德国头子阿道夫·希特勒于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的那天，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一个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气急败坏地提出的责问。

就在两天之前，他刚向新派去守卫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铁茨发出了要坚守巴黎到最后一兵一卒与城共存亡的命令;在此前不久，他还派了爆破专家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去埋设地雷和炸药，打算在万一失守时实行焦土政策，把整个巴黎连同它的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辉煌建筑和艺术宝藏统统付诸一炬，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盟军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向法国的德占区纵深地带长驱直入，先锋部队已兵临巴黎城下，巴黎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配合盟军进攻，巴黎市内的抵抗运动已经作好了起义的准备。

就在这紧锣密鼓的8月的一个无月之夜，一架英国轰炸机在巴黎近郊悄悄地空投了一名法国谍报人员。他随身携带一份秘密情报，前去巴黎市内一所幽静的修女院，递交给藏匿在那里的英国谍报负责人，要他紧急通知抵抗运动的各个地下组织暂停发动起义。因为盟军要节省为解放后的巴黎200万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而耗费的汽油，把它用在更加急需的攻打德国本土的大军身上，以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他们决定要绕过巴黎，暂不解放它。为了避免巴黎人民过早起义造成巨大的无谓牺牲，盟军谍报部门才有这次空投秘密情报员之举。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使巴黎抵抗运动内各派别的地下组织陷入了混乱。一方面，抵抗运动中共产党领导的派别决心要举行起义，把巴黎从德国四年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派，尤其是戴高乐将军本人，决心要抢在共产党之前到达巴黎，建立他自己的地位。为了防止共产党抢先发动起义，戴高乐一方面从临时驻地阿尔及尔秘密飞抵法国前线，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历陈及早解放巴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密令他派驻在巴黎的地下高级助手保持对抵抗运动的控制。

这样，在盟军与德国之间，在德军与抵抗运动之间，在盟军与戴高乐之间，在抵抗运动中各派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

以上所述的战争形势，就是于1965年出版的这部以希特勒原话为书名、记述巴黎解放经过的著名纪实文学的第一部分《威胁》的大概内容。《巴黎烧了吗?》(Is Paris Burning？)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800多人，采用了其中536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

文摘

君子

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住在帝国饭店的一个军官把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说“以后要用它做衣服”；佛罗里达饭店里的一位中尉用电话线捆好一摞床单后，想了一想，把电话机也拿走了；在拉马丁广场，一群德国通讯兵在邻居的注视下运走了几头养在花园里的猪。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法奸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冯·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

趁着肖尔铁茨说得太激动而气喘咳嗽的当儿，他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

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跋涉

巴黎弗莱斯纳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两千多名囚犯要被押解到德国集中营，其中有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皮埃尔·勒福歇，他的妻子玛丽·海伦·勒福歇在监狱门口看到了丈夫。

“他活着，他活着！”她小声对自己叫出声来。囚犯们被押上公共汽车。登车的一刹那，皮埃尔冲她微微抬一下头。“他瞧见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玛丽·海伦跑回自己的自行车旁，跨上车，跟着汽车向前蹬去。

她的丈夫被押上一列火车。火车开动，她继续骑着自行车跟去。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她决心要跟着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火车将她越甩越远，但她继续蹬着自行车。

抵抗组织试图解救这列囚车，未能成功，但却给了海伦时间。当德国人赶俘虏们沿着被炸毁的铁轨去新的一列火车时，海伦追上了他们。她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丈夫面前。她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为他擦去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不会弄清楚，丈夫身后的那个党卫军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只是冷淡地耸一耸肩，就让她走在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丈夫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享受丈夫依然存在的幽默感：“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列车开动，那个纤小的白色身影仍旧跟在后面。两天半的时间里，她不睡不息跋涉一百八十三公里，走了去德国的四分之三路程。

红十字会最后的营救宣告失败。在南锡火车站，她双手抱着战前买的朗万牌手提包，嘴唇轻轻的翕动着，不时做个祈祷。她昂然站在那里，毫无低声下气之色，看着火车慢慢滑出车站，消失在她的视野中。

玛丽·海伦折回巴黎，但她并没有放弃。巴黎解放后，她乘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穿过美军和德军的战线，回到南锡，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认识的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通过与其有过黑市交易的法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终于说服他带她乘坐法国参谋部的汽车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把皮埃尔领了出来，然后三人开车回到南锡，并最终把丈夫带回巴黎的家中。

那列火车上的两千四百五十三名囚犯，最后回到巴黎的不到三百人。

俘虏

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南泰尔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缴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那两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

六小时后，路易·贝尔蒂和二十名同样遭到镇压的同志被押到纳伊的德军指挥所，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

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郏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向下一个人。

婚礼

巴黎起义了。保尔·马斯比奥上校带着六名部下，冲进巴黎第一区区公所。

区公所里，维希政权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正要主持一个婚礼，结果被挥舞着手枪的起义者解除了职务，并遭逮捕。

在新娘的哭声中，马斯比奥上校先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第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