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香格里拉》：为了理解“他者”，并与他人共建和平与幸福，我们也必须将“他者”所发出的信息，放在属于它自己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中来分析，以正确地理解“他者”的本义，并以真正开明的心态，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遗产，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如果跳不出“诠释学循环”，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永远将他人的文本放在自己语境中来解释，那么这个世界必将充满冲突、战争和灾难。

——《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

“文本化”是令西方东方学家纷纷掉入“浪漫的东方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沉溺于东方古典文本，处处以古典文本对照现代东方之现实的学究，情不自禁“发思古之幽情”，实在不足为怪。然而，以为勉强能读懂几部未经训练的东方人不容易读懂的东方古典文本，就觉得自己比东方人更懂他们的文化，所以急急忙忙地站出来要替他们说话，这实在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佛教研究》

作者简介

沈卫荣，1962年生于江苏无锡，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1998年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获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系合作研究员、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代理教授、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合作研究员等。主要从事西域语文、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比较研究。

目录

初识冯其庸先生

闲话国学与西域研究

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

我的心在哪里?

说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

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佛教研究

大喜乐崇拜和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

《欲经》：从世间的男女喜乐到出世的精神解放

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说跨文化误读

谁是达赖喇嘛?

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我读马丽华

“汉藏佛学研究丛书”编辑缘起

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

写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出版之际

后记

序言

前不久有两篇西藏话题的署名文章在网上热传，一篇《谁是达赖喇嘛？》，另一篇《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作者沈卫荣。二文显见是做足了功课，让读者不由不眼一亮、心一动，感觉得到视野被开阔，见识被刷新，于是有人惊奇，“谁是沈卫荣？”

其实在我们藏学界，其人早已是“闻人”，时下或可称“达人”，好长一个时段内且还曾是一位“海外达人”。从问学到学问，是他的基本姿态：三十年前的少年沈卫荣，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十年国内寒窗苦读，追随蒙元史大家陈得芝先生治元朝历史；期间复师从藏学大家王尧先生，步入西藏学，开始发表一系列有关元代西藏历史研究的优秀论文；继之是为时甚久的海外游学，西欧美，东扶桑，由中亚学和比较宗教学起步，后来的工作包括在德国、美国、日本、尼泊尔诸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也包括为外国学生讲授古藏文，就这样五湖四海地步步为营。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游方列国，历练成长，甘苦自知，只是初衷不改，始终以西藏历史、宗教研究为矢志不渝的事业，努力在国际藏学界为中国学者争得更多话语权。沈教授此前的海外生涯犹似隐居闭修，回归即出山，以致未见滑翔，就见高飞。难怪网友读者惊奇，不知何方神圣下凡。事实上，这类普及文章只不过是他厚积薄发、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吧！

后记

收集在这本小书中的这些文章是我2006年初回国工作至今所写的专业学术论文之外的一些小文章。由于自己所学专业相对冷僻，本人又偏爱考据式的学问，所以此前不曾想过要写这一类文章。大概是在国外住得久了，回国后反而有较强的参与感，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所以不自量力地动手写起随笔来了。这些文章中谈论最多的几个话题，如“大国学”理念、语文学和学术方法、国际背景中的“西藏问题”等等，都明显地表露出了自己强烈的参与意识。要是我至今依然游方四海的话，不能想象我会动手写出这样的文章。

虽说半辈子以文字为生，但写作这样的文字还是新手，免不了战战兢兢。是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了我热情的鼓励，让我有继续写作这类文章的勇气。将我领进藏学殿堂的王尧先生竟然告诉我的学生们说，他最近成了我的粉丝，凡见有我文章的杂志他一定买下一读，听说后让我面红耳赤。最初授我以语文学传统的陈得芝先生读了我的《我们可以从语文学学些什么》之后，竟从美国给我写信，称读我此文“如饮琼浆”，令我羞愧难当。本色是诗人的屈全绳将军读了我的《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一文后，竟迫不及待地要把我文章中的观点用各种途径推介出去，并从此弓！我为忘年之交。乡贤、学长府宪展先生自知道《我的心在哪里？》之后，发心要出版我的学术论文集。并将此作为他退休以前要做的头等大事。

文摘

插图：

一个比较弱的趋势，刚说的希罗多德《历史》所载淘金蚂蚁的故事，让西方人相信，西藏遍地是黄金，很多政治团体就认为，中国把西藏作为领土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遍地是黄金，出于经济的原因，不能让西藏脱离中国领土。这当然是胡扯。第一个到西藏耶稣会的传教士Andrade，他在书里也提到一个故事，让西方人，特别是康德非常的钦佩，他说西藏有一个习俗，用死人的头盖骨做成花矍、酒杯等等，儿子可以把父亲的头盖做成一个酒杯，这不是一种野蛮，而是一种哲学。西藏人每天可以从容地与死亡对峙，用这种方式来超越死亡，这是一种西方人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这个故事在西方有很大影响，让我想起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汉族文化里，在元朝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西夏的喇嘛叫杨琏真珈，他把宋朝的皇帝的陵墓都挖掘出来，把宋朝皇帝宋理宗的头给砍下来做成一个酒杯，这是让汉人痛恨杨琏真珈三四百年的主要的原因。这让汉人觉得西藏的喇嘛伤天害理，皇帝的头盖都变成喝酒的酒杯了。可在西方、在康德的眼里就是一种哲学，西藏人可以那么从容地面对死亡，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