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助推》是畅销书《助推》《简化》的作者卡斯·桑斯坦的最新力作。本书沿续了《助推》中的观点，将政府政策的制定与行为经济学相结合，阐述了针对能源、环境保护、医疗保健等领域政府采取的新措施，通过对密尔“伤害原则”的质疑，说明如果进行适当的家长式管理，政府可以为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同时，行为化市场失灵也让我们明白，政府方面的补救措施必不可少，而实施合理的助推措施则是必要的。

作者简介

卡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称桑斯坦为“我们时代最顶尖的、涉猎领域最广的、话语被引用最多的、影响力最大的法学家”。桑斯坦曾任职于美国司法部、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和马萨诸塞州法院。他所涉猎的领域包括政策管理、宪法、环境法、经济法、行为经济学等，他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成就都足以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的各项研究成果已成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各种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研究对象。目前他担任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负责对美国现行规制政策进行绩效评价及对拟制定的规制提案进行成本和效益的系统评估。他还是《助推》作者之一。

目录

引 言 “天天烧烤”与家长式管理

第1章 家长式管理的时?

第2章 家长式管理者的工具?

第3章 家长式管理与福?

第4章 家长式管理与自治?

第5章 软家长式管理及其异?

结 语 我们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致 谢

序言

在华盛顿的威斯康星大道上，你会看到一家名为“天天烧烤”的餐厅，这家餐厅在午市和晚市会提供一系列“≤600卡”热量的特色菜品，每道菜品所含的热量都不超过600卡路里。你可以点酒炖鸡肉配意大利面，或者蟹黄三文鱼配芝麻菜，外加一份焗番茄，还可以点爱达荷州烤鲑鱼，这也是我的最爱。“≤600卡”热量的系列菜品印在该餐厅大菜单上非常显眼的位置，餐厅外面的一块大广告牌上醒目地写着“≤600卡”，还配有特色菜单上各色菜品的图片，令人垂涎欲滴。

“天天烧烤”这种做法算得上是家长式管理的做法吗?或许不算。这也许只是商家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告诉那些注重健康的顾客本店能够提供他们所需；抑或“天天烧烤”认为人们的喜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尝试改变人们的喜好，从而带来新的商机；但是，也许它认为选择低热量的健康菜品有益于顾客，希望帮助顾客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如果没有“天天烧烤”的影响，这些顾客可能不会选择这些菜品。

倘若最后一个解释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说该餐厅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做出任何选择。如果人们愿意，即使在“天天烧烤”也可以享用到高热量菜品。但是，推出“≤600卡”菜单是为了突出这些健康菜品以便顾客可以选用，从而促使顾客在“天天烧烤”用餐，并且更倾向于选择此类菜品。如果是这样，这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家长式管理的例子。

显然这种家长式管理相对温和，而且不是出自政府。但如果这算得上是家长式管理，那么它真的让人反感吗?如果政府在自己的餐厅也采用“≤600卡”菜单，或效仿《平价医疗法案》，要求连锁餐馆以及类似食品零售机构在菜单上标明食物所含热量以推动健康饮食，结果会不会变得不同或更糟呢?如果政府着手执行强硬的甚至带有教化色彩的政策来推进健康饮食，或者效仿法国、荷兰、英国、匈牙利、爱尔兰以及罗马尼亚(其中，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针对不健康食品征税，有些国家正在考虑中)针对不健康食品征税，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家长式管理向来会激起民众的强烈情感。很多人都厌恶家长式管理的做法，他们认为即便最终会坠入深渊，人类仍然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即使他们愚蠢地冒险，别人也无权干涉，因为他们有权愚蠢。人们尤其反感政府的家长式管理行为。关于健康财富也好，关于性或宗教也罢，政府官员都无权干涉任何一个成年人所做的决定。

尽管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论自由》中的观点在19世纪极富争议，但到了21世纪，他却拥有了大批追随者。他在这部振奋人心的不朽之作中强调，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保护人民不受损害，那么政府就无权干涉人民。其中重要的一篇写道：

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我们之所以能够使用一种权力反对其意志又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能是防止其对他人的危害。如果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那么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有利于一个人、会让一个人更幸福或者其意图在别人看来是聪明的甚至是正当的而强迫他去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这是不对的……任何人的行为只要涉及他人，就要对社会负责。而对于仅仅涉及他本人的那部分，他的权利则具有绝对的独立性。个人对他本人、他的身体和心灵是最高主权者。 这便是穆勒的伤害原则(也称为自由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政府就无权干涉。“消费者至上”作为现代经济学和许糟，甚至可能导致缩短生命。但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给人们提供有益的帮助。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家长式管理的反对依赖于自己的经验臆断，如对个人选择的过度乐观及对政府的极度悲观，这些臆断有时候可能是错的。由此，无论是对硬家长式管理还是软家长式管理的反对，都没有充分的概括或先验的论证。

5．对家长式管理反对的力度取决于该家长式管理的表现形式。只针对手段型软家长式管理的反对力度是最弱的。例如，在不干涉选择自由的同时还能提供很多改善福利的机会，在这类情况下尤其如此。

我之前已经提及这些结论的要点，即某些家长式管理的形式从道德层面上看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政府能够警惕市场失灵并设计出能够给人们在健康、财富及福利方面带来既定利益的选择架构，人们就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当然，对于如何控制选择架构，也有一些重要问题，我会在后面讨论。

本书共有5章。第1章讨论了人类的错误，尤其是与家长式管理及其局限性极其相关的错误；第2章探讨了家长式管理的本质，对不同形式的家长式管理加以区分，并着重讨论了家长式管理的选择架构设计师可能使用的各种工具；第3章论述了福利主义者对家长式管理的反对，只有人们自己最了解什么对自己有利，而他人却做不到这一点；第4章讨论了自治权以及以自治权为由的反对意见，该反对意见认为家长式管理侵害了人们的选择自由；第5章讨论了一些针对软家长式管理或自由家长式管理的异议，尤其是那些强调家长式管理可能不够透明、会有操纵风险，而且它标榜的可逆性是有限度的等反对意见。

文摘

最好的答案是这两种系统只是启发式工具，是两个简化的术语，用来区分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不费脑力的处理过程和较为复杂的、需要耗费脑力的处理过程。当要求人们计算1加1等于几，在黑暗中从卧室走到卫生间，或者根据好朋友的面部表情判断其情绪时，大脑会迅速做出反应。但如果要求他们计算出179乘以283等于多少，开车去一个新社区，或者确定哪一种退休保险或健康保险更适合自己时，大脑的处理就会比较困难，而且速度很慢。

在执行不同任务时，大脑的不同区域在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系统”这一概念有具体的所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观点认为自动处理和受控处理可以大致由它们在大脑中发生的位置来区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脑前额叶皮层处于大脑皮层的最前端，也是最能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区域，它与谨慎思考有关，因此与系统2相关联。而杏仁核则跟一系列的无意识过程有关(如恐惧)，因此它与系统1相关联。

人们是否对自己的未来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问题对于评估家长式管理至关重要，因为政府常常担心人们会以长期的损失为代价享受眼前的利益，如吸烟、消费或者暴饮暴食。经济学会充分考虑长远利益，但是人类却往往忽略它，而当人们真正忽略了长远利益时，或许就是我们需要家长式管理的时候。

神经系统科学家发现，当人们思考自我时，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是最活跃的区域。如果你想享受自我陶醉并且在当前只考虑你自己时，你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就会活跃起来。这一点本身可能并不是那么有趣，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家还发现当缺乏耐心的人想象未来的自己时，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并不活跃；而与此相反，当有耐心的人憧憬未来的自己时，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区域会变得活跃。这就为区分系统1和系统2提供了神经学基础。缺乏耐心的人看待未来的自己就如同看待陌生人一样，这就导致他们可能没有对未来的幸福给予足够的重视。

同时，大脑的各个部分互相影响，所以试图把系统1和系统2分别归于特定的区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幸好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区分耗费脑力和不费脑力的处理过程而对神经学做出技术上的或者富有争议的判断，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便于阐释它们的区别。

这里举一个能显示这两个系统之间关系的典型例子。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指出，某一个问题的提问方式会产生影响。你正在考虑是否要做一个手术，若医生告诉你，该手术5年后的存活率是90％，你可能会选择接受手术；但如果他告诉你5年后的死亡率是10％，那么你未必会接受手术。单纯地改变语义框架就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判断。同样，人们对损失的厌恶远远超过了人们对相应利益的喜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都有损失规避的倾向。如果人们使用商家提供的塑料袋需缴税5美分(这是一种损失)，而自带购物袋会得到5美分的奖励(这是一种收益)。两者相比，人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前者的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方式都反映出了框架的影响和损失规避。这给决策者提供了重要借鉴，也就是说，如果要产生影响，你就要选择有效的框架，并善于利用损失规避。决策者如果借鉴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家长式管理呢?在你给予肯定的回答之前，应注意到某些框架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假设让人们用一门他们会说但没有完全运用自如的外语来回答同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他们的回答既没有反映出框架的影响，也没有反映出损失规避。让人们用非母语来解决问题，他们偏离常规理性的可能性会偏小。使用不熟悉的语言时，他们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回答。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案显而易见。人们在使用自己的母语时，反应较快而且不费脑力，这时系统l占优势。但是使用非母语时，系统l可能会不知所措，甚至失效，这时系统2会被置于主导地位。使用我们不完全熟悉的语言会减缓快速、直觉的反应，我们更有可能去思考，至少对某些问题会深思熟虑，从而给出正确的答案。人们使用外语时，与自己的直觉和情感之间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反而对他们有利。在使用非母语时，人们则会让位于经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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