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入围2016年中国好书，罗辑思维节目推荐。基于本土实证，以经济视角谏言社会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的反成见、聚共识之作。

《大国大城》是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zui具影响力青年学者陆铭教授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也体现了陆铭教授近年来极力倡导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比较全球经验、解析本土现状、立足当下中国发展困境，并聚焦上海发展道路的论述方式，系统论证发展大城市对个人、群体、国家的好处。他呼吁取消人口自由流动门槛，倡导用发展大城市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谏言以人均GDP的均衡取代对区域GDP均衡的追求。让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跨省流转，让农民工同等享受大城市的公共福利待遇，让留守儿童进入城市接受教育，让城市病在拥挤中解决……这是一本成见之外、情理之内，关注现实民生问题、观点鲜明的经济社会类著作。

名人推荐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若想通过城市化的方式将这些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目前的城乡政策仍然需要以国际视野，从外部借鉴经验。在科学的逻辑和事实基础上，判断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给出消化这些经验的方式，陆铭教授的这本《大国大城》，其很重要的价值之一，正在于此。

——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

陆铭是他那一代专业经济学家的思想家，我一直这样想。专业经济学家，由于承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通常难以思想。中国经济学叙事，于是常割裂为缺乏学术的思想和缺乏思想的学术。我读陆铭这本书，更强化了我关于陆铭的上述想象。这里的经济学叙事，充分超越了教义主义的经济学。中国经验，在陆铭的叙述里，不再是经济学教义的中国脚注，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读不懂的中国传说。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简介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参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很有影响力青年学者之一。

目录

【上篇 大国难题】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1. 欧洲正经历大考

2. 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3. 大国的难题

4.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5. 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1. 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2. 自由移民的意义

3. 空间的力量 ： 3M 与3D 47

4. 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1.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 为城市化“立法”

2. 世界不是平的

3.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4.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1.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2. 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3. 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4.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5. 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下篇 大城之解】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1. 大城市的生机

2.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3.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4.“ 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5. 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1. 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2. 国家规模与首位城市：国际视角

3. 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4. 中国的巨型城市：以上海为例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1. 城市化模式 ： 事实胜于雄辩

2. 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3. 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4. 拥挤的绿色城市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1. 农民工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

2. 歧视的原则

3. 户籍制约了消费

4. 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5. 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6. 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1. 应对城市病的国际经验

2. 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3. 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4. 贫民窟是“非典型性城市病”

5. 城市管控 ： 对人，还是对行为？

结语 为了公共利益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 （代后记）

致谢

序言

松茸产地的凌晨3点，单珍卓玛和妈妈坐着爸爸开的摩托车出发。穿过村庄，母女俩要步行走进3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雨让各种野生菌疯长，但每一个藏民都有识别松茸的慧眼……为期两个月的松茸季节，卓玛和妈妈挣到了5000元，这个收入是对她们辛苦付出的回报。

“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玛说。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甚至还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3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

这是央视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的一个故事。两个月，两个人，5000元，这样采松茸的季节每年只有两个月。与此同时，2015年最让人揪心的事件，就要数发生在全国多地的留守儿童自杀、意外死亡、遭受性侵、集体犯罪了。甚至《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一部反映美食的节目，也意外地引起了人们对一个与美食毫不相关的数字的关注，那就是，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

生活在城里的人，很容易会对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和留守儿童心生同情，但人们很少意识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千里之外。

如果从中国的中西部出发，千里之外便是中国的沿海地区。这里有全世界最密集的工厂和楼群，每天有无数的船只从繁忙的港口进进出出，连接起这个世界工厂和地球的每个角落。

与工业的繁荣一同发生的，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感觉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操着各种口音的外乡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数量超过2.7亿，其中，跨地区迁移的“外出农民工”数量超过1.6亿。全部农民工中，有超过1.6亿人在东部地区务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接近60%。

在这个乐于安守故土的国家，同时也在这个长期以来由政府决定人们在哪儿工作和居住的国家，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带来了人们的恐慌。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大城市，人们不断抱怨交通的拥挤，比如地铁的大客流，甚至把雾霾也归结为人太多。在一次有关城市人口问题的讨论会上，有一位来自政府的官员说，我们今天先不讨论是不是应该控制城市人口的问题，先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在被列举的工作成绩中，包括了这样一条：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提高各种门槛，减少了2万外来人口子女在本地上学。

有人口流入地，就一定有人口流出地。根据媒体的报道，东北这个“共和国长子”，从之前的人口流入地变成了人口流出地—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在2000—2010年期间，东北三省的人口净流出为200万人。一时间，“东北经济告急”的声音不绝于耳。不仅东北，安徽、四川、湖北……人口净流出的省份还可以列出一串。在大部分人的想像中，这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吸引了青壮年劳动力，于是，人们一边抒发乡愁，一边列举出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窘境，仿佛认为是城市化抽干了农村的血脉所致。果真如此吗？

在涉及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都不知道，阻碍社会福利改善的就是我们自己。

于是，我决定和我们自己谈谈。

于是，我决定说说国家和城市，以及它们与我们的关系。

于是，我决定出发。

这时，我想俯视一下我们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星球。感谢现代科技，这件事非常容易。

根据美国的卫星数据制作而成的世界夜晚灯光地图，从世界范围来看，灯光亮度高的地方，总是集中在全球陆地的一小部分。从图上可以看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灯光亮度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这一点，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朝鲜对比非常强烈。而如果看一个国家内部，例如看美国，夜晚灯光亮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人口高度集中的东海岸连成片的都市带和西海岸的狭长地带比较亮。同样，欧洲比较亮的地方是西欧的一些大城市附近。

借助这样一张图，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全球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这种现象叫做“空间集聚”。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2009》在开篇即指出，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开罗以埃及总面积的0.5%创造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GDP，巴西中南部三个州的生产活动也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这三个州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5%。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会不会走出一条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道路？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周围的种种问题、矛盾、冲突与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有什么关系？

为了说清楚这些问题，不妨让我们先看看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从表面上不相干的欧债危机开始。从城市人口的分布，跳到欧债危机，是不是闪得太快了？

别急，跟我来。

后记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

这本书终于要结尾了。我希望我已经把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清楚了。

在无数次的授课或者讲座之后，经常有人问我，难道你说的这些，政策制定者们不知道吗？于是，我常常反问，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听完我说的这些之后，你们的一些看法改变了？我的学生和听众们纷纷点头。你看，你们大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是会发现，对于很多社会问题，你们的先入之见并不正确，那么，你们认为政策制定者们或普通老百姓会更加高明、更明白这些道理吗？我能做的，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们，慢慢地改变人们的一些看法。

但其实，我知道这很难。中国的问题，一向有两种原因，一是不明白，二是装糊涂。如果只是不明白，还好办，那就说道理、摆事实。难的是，如周濂那句流行的话一样，“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公共政策，往往事关切身利益，装睡的人也不少。说道理、摆事实也都不行。这时常让我气馁，我甚至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难以突破自己的局限只是因为我们固守着某种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而我们之所以安然于此，只是因为某种无知，让我们觉得自己得益于不公正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在2013年的除夕之夜，我给未来写了一封信：未来，你好：

新春敲门了。爆竹一响，再坚硬的心，都会变得柔软起来。此时，所有许下的心愿都庄严而美好。未来，我想给你写封信。

如果说这个时代会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记，我相信，那一定是春节期间涌动的人潮。再过20年，最多30年，当现在的青年已经在城里老去，当如今的老人已经安然离世，那时，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把返乡过年当做一个仪式去完成。我忍不住想，未来，你会看到中国走过一条怎样的道路？

回想这些年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写了不少文章来呼吁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难重重。相比日渐累积起来的问题，改革的推进实在很慢。就我自己而言，面对体制和思维的强大惯性，常常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即使我用数据列举了那么多当前的城乡分割所累积起来的问题，比如城乡差距，比如社会矛盾，比如效率损失，比如增长乏力，我仍然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麻木、冷漠和对于理性分析的有选择的拒绝。

在我无数次反复讲着令人生厌的理论与数据之后，有满头白发的前政府官员握着我的手说“不能动既有的利益啊”，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等我儿子考上大学再讲这些吧”，有学生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在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上，有与会者说：“现在上海外地人那么多，中央又说要把公共服务给外地人分享，可是我身边的上海人有意见啊，他们说，城市居民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村居民是有地的，而且还允许生二胎。”…… 我相信我的这些听众、学生、朋友和同事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也相信，在生活中，他们都是善良而勤奋的人。也正因此，我才觉得，连他们都只是习惯性地考虑自己局部的利益，而忽视全社会的公众利益，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想，使得我们的国家仍然有着全世界最为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的原因，在根本上，无非就是惧怕人口流动产生的对于既有城市居民利益的冲击吧。可是，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就真的那么可怕吗？难道目前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一系列发展困境就不可怕吗？其实，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城市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好处，对于这些，我已经说了太多。在这里，我就不唠叨了。

如果理性的分析敌不过情感的诉求，那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说说公平吧。在三年困难时期，根据不同的估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1500万至3000万。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非正常死亡的基本上都是农民。

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一直是在以压低粮食价格的方式来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保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有学者估计，通过这种方式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了大约5430亿元的农业剩余。

由于城市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就业能力不足，加上“文革”期间生产的停滞，于是，当城市青年就业压力难以承受的时候，有16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在农业人口原本就过剩的情况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的是更大的吃饭压力。

至于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后用于城市发展，而相应给农民的补偿是以农产品的价值为基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拿走40％—50％，政府拿走20％—30％，村级组织留下25％—30％，而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10％。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以压低对农民的补偿的方式增加了城市发展的投入。当然，必须得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改善了很多。

再来说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基本上是片空白，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是自筹的。这种经济政策的严重的城市倾向直到最近十年才逐步得到改变。

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即使不再提起，我想，也不能说今天让城市接纳农民是对城市居民的不公。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城市“身份”的优越感了。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刚上大学的时候，听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中国的发展剥夺了农民，我曾经无法理解。后来，我成了大学老师，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在我的阅读里，如果说有什么深刻地改变了我，我想，我应该首先提到美国的民权运动。这段历史冰释了我对于身份的疑惑，让我明白，对于某种优越的身份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

就在我的父辈大炼钢铁的年代，在美国，国家默许的种族歧视正在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54年规定，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是违背宪法的，然而很多学校并没有服从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1962年，詹姆斯·莫瑞德斯尝试去密西西比州大学上课，但白人大学生对其百般阻挠。肯尼迪总统派了400名法警以及3000名士兵，确保莫瑞德斯可以顺利地去上他的第一节课。1963年11月6日，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菜士堵住了亚拉巴马大学教室的门以阻止两个非洲裔学生去上课，肯尼迪总统再次进行了干预。乔治·华莱士在法警、副总检察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到来之后站到了一旁。

也许是因为在短短的执政时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肯尼迪总统为他所做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与另一位献出了生命的人——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起，改变了美国。用金的话来说，“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它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无论你是黑人、亚裔、穷人还是残疾人。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纽约，既有富人的奢华，也有穷人的梦想。

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冲突，却有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我总是认为，无论如何，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种族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相信，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我们应该看见：新春来了，有人在为农民工办自己的春晚；有农民写了质朴的诗，出版社为他出了诗集，并且有音乐家为其谱上了曲；小崔(永元)在为农民工的子弟学校而呼喊，在央视谴责随意关闭学校的麻木的人们……

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我和我的同行们除了文字，没有其他的力量。我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让他能够拆除心里的那些樊篱。但愿有一天，在我们的国家，歧视的言论和行为会被认为是可耻的。

这是我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信里有我关于未来的愿望。我相信，在这资讯畅通的年代，所有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传播，即便没有贴邮票，即便根本没有投递的地址。

世界必须是美好的。就让这个愿望，“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文摘

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非常重要呢？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 都有很多好处。

先从前现代经济讲起。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中原地带”以平原为主， 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同时，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这种大国具有的规模经济到了现代仍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比如说分散风险，在古代，不同地区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 而在现代，技术、金融、政策、国际环境都可能成为经济产生风险的来源。最近有研究发现，大的经济体经济波动相对较小。中国古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对于现代经济来说，还是一样道理。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反而比前现代时期更强了。我这里列举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如果要保证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平衡，就要有一个最低的国内市场规模，以此才能够基本弥补制造这些飞机的成本。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市场规模有利于创新，这非常重要。中国的市场销售量足够大，足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 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比如说“汽车安全扣”吧— 我猜这是个只有在中国才能买得到的产品。它的作用是将其插入安全带的插口后，一些带有提醒系上安全带功能的汽车就“闭嘴”了。曾经有外国人惊讶于中国居然把这个不安全的东西叫做“汽车安全扣”，同时，他们也惊讶于这样的商品居然有那么多的款式。对此，读者只需要在淘 宝网上搜一下“汽车安全扣”就有体会了，其中一个安全扣的图片同时提醒你“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汽车行驶请使用安全带”（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来着？）。这里，我虽然举了一个黑色幽默的例子，但其实，规模有利于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淘 宝网本身。要知道，如果离开人口总数，淘 宝网不可能活得那么滋润。全世界的网上购物平台，就美国和中国发展得最好，这同说英语和汉语的人多不无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手机软件（比如微信）。甚至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将研发基地往中国搬，也是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世界上最早开发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是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紧随其后。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有规模经济的好处，我们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事实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工作。同时，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行列。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和参与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援助，这就是国际公共品。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所以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有能力去提供这样一些国际公共品。最近，中国发起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又是一个具有国际公共品性质的例子。

第四个方面就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了。现在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都集中在所谓现代服务业中，而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的来源，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文化和教育产业特别受益于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国与国之间带有一定的文化壁垒。例如，内地电影明星的身价涨得很快，于是港台地区的影视明星纷纷进入内地拍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