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文集。本书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开设了二十余年的经典课程“哲学史方法论”的基础上整理而成，2008年出版过一个版本，此次是对上一版的修订，并增加了一篇与他人的讨论文章作为“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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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在工作之余匆匆读完了邓晓芒老师的《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该书是根据邓晓芒老师对研究生的讲课稿整理而成的，语言通俗而深刻，立论深独到而有味。除此之外，我的感受主要如下： 一是中西比较的方法。书名冠以哲学史方法论，既不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也不是西方哲学史方法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当然，邓晓芒认为，中国哲学不注重方法论。但这并不代表本书就是西方哲学的立场，或者说“以西解中”。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比较。邓晓芒注重“差别”，认为“有比较才有借鉴”。这就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鲜明的线索。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为中国哲学建立了一个参考系，同时中国哲学也为西方哲学建立了一个参考系。在这两个参考系中，可以彼此关照自己、检省自己。在全球化和文明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自大的文明没有前途，何况我们吃过这方面的亏。 二是中国人的担当。立足比较的视野，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传播是精当的。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中国士人的担当，这也是中国文化人独有的精神气质。从全书来看，邓老师设计的教学主题无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回应，而其对中国哲学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独钟都要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西方哲学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西方哲学？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当然，我们还可以由此联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从这一点看，邓老师与他书中批判的严复、王国维等人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他也并没有超然于那种只有中国人才有的“功利”心态。 三是现实关怀。有担当必然有关怀。在书中，我不时会看到邓老师对历史和现实的简单评论，有时哪怕就是一句话，但绝对经典。邓老师的眼光始终是向下的，也正因为此，邓老师把抽象晦涩的哲学理论演绎得丰富生动、淋漓尽致。邓老师对文革的回忆、对文革的分析，邓老师对汉语的领悟、对当代一些写作者的批评，读来让人警醒和深思。

作者简介

邓晓芒，2009年12月起，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此前曾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是西学东渐一百多年以来，直接从德文全译康德“三大批判”的国内第一人。邓晓芒先生用自己的思考、讲坛和著作，深度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思想界独树一帜。

目录

第一讲 绪论

第二讲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第三讲 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的启示

第四讲 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

第五讲 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

第六讲 辩证逻辑的本质

第七讲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第八讲 西方哲学史中的实体主文和非实体主文

第九讲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第十讲 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

第十一讲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吉说方式比较

第十二讲 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第十三讲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文偏向的检讨

第十四讲 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后 记

再版后记

附录：看走了眼的高山杉

文摘

历史的眼光是直线的，它是对历史的复杂和曲折的超越和忽略。我站得高，底下那些弯弯曲曲的东西我就可以忽略了，大方向我就可以把握到了。就像我们在农村插秧的时候，老是插不直。生产队长就说，你不要老是想着直，这一根跟那一根，然后第三根，都要想成一条线那么直；相反，你插第一根以后，第二根要往左边偏一点，第三根再往右边偏一点，然后再左左右右不断地摇摆，中间的大方向就把握住了，你就可以插得笔直笔直的。所以农民有他这个经验，是经验之谈，当然不是方法论。我说队长你又没有打线，你怎么能够插得笔直的，他就告诉我这个诀窍。你越想它直，它越不能直。你就是要左偏一下，右偏一下。当你左偏的时候，你心里知道这是左偏了，然后下一个你就右偏一点。这样子你才能够把握你的方向，你不要只盯着眼前。哲学史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历史往左偏了，你不要以为它的方向就是往左了，偏离了它的本来的面目了，你要预计到它将会往右。历史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可以体会到，它总是左一下，右一下，一下偏到这方面，走到极端又会往回走。往回走它会有个度，它这个度就看你往左偏到哪个程度，它就会往右也偏到哪个程度。大致如此。所以，你不要因为它的左左右右的摇摆而打断你的思想的进程。我们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步履艰难，步履艰难但是仍然在往前走，仍然在进步，虽然很缓慢，我们希望它走得快一点，但是它老是一会儿给人希望，一会儿给人失望。

恩格斯接着又讲：“并且写经济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就是说，写经济学史，你不能撇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经济学你不能老是只盯着经济学，它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政治方面，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还有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等。你如果要跟随着这样一些具体的历史的细节去走的话，就会使你的工作漫无止境了。“一切准备工作都述没有做”，就是说，如果你以为只有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掌握了才能写好经济学史，那就永远也写不好。你就陷到资料里面，总是觉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跟随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缺乏准备，缺乏材料，缺乏第一手资料。人家给了你一套资料，你说这个资料有待于核实。那你就核实去吧。也许有很多东西永远都核实不了了。历史嘛，已经过去了。

恩格斯下面讲：“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就是说，你必须超越历史，你要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判断，用自己的推理，推断历史的下一个目标在什么地方。下一个目标肯定在遥远的地方，在岸上有一个遥远的目标，你以它为准，你才能掌握历史的大方向。恩格斯又说：“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什么是逻辑的方式呢？一般就认为我进行逻辑推理，形式逻辑推理，或者是辩证逻辑推理，黑格尔就认为，只有逻辑方式，才是适合的。那么这个逻辑的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或者是绝对精神的思想的进程呢？恩格斯在这里讲，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前面是讲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行，只有逻辑方式才行。但是这种逻辑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它就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但是有个限定，就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研究方式。这跟前面讲的那种历史的研究方式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