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文艺青年心中都有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他是世界影坛最著名的段子手，用纽约知识分子式的机智与辛辣，探讨存在、死亡与性，举重若轻。他获奖无数、新作不断，却无意于做聚光灯下的表演者，永远站在作品背后。

喜剧的笑声终将烟消云散，而自律的创作者永远闪光。《我心深处》回顾了伍迪•艾伦漫长的导演生涯，时间跨度超过三十年。伍迪用他极富趣味和思辨性的叙述，带我们重回那个充满爵士乐、老电影和白日梦的黄金年代。

名人推荐

伍迪•艾伦的自嘲性刻画让我同情乃至欣赏他。

——科波拉

斯皮尔伯格可以被模仿，但伍迪•艾伦是无法被模仿的。

——马丁•斯科塞斯

媒体推荐

美国电影界...的知识分子，继卓别林后最杰出的喜剧天才。

——奥斯卡颁奖词

用充满智慧的幽默解析人生、讽刺人性，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数伍迪•艾伦。

——《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美国）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美国著名导演、演员、作家。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5岁起为报纸、广播撰写专栏，后成为喜剧演员，1969年正式开启导演生涯，以惊人的拍摄速度和数量著称，至今拍摄50多部影片，风格独树一帜。

他被称为“美国电影界...的知识分子”。1977年凭借《安妮•霍尔》包揽四项奥斯卡金像奖，从此蜚声国际。此后《开罗紫玫瑰》《汉娜姐妹》等作品均获奖无数。

（瑞典）史提格•比约克曼 Stig Bjorkman

瑞典作家、导演、影评人。著有《伯格曼论伯格曼》、《冯提尔论冯提尔》等。其导演作品曾入围柏林电影节。2011年受伊莎贝拉•罗西里尼邀请，拍摄了《英格丽•褒曼口述实录》。

周欣祺

译者，不自由撰稿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与伍迪•艾伦同月同日生。

目录

序章

傻瓜入狱记

香蕉

呆头鹅

性爱宝典

傻瓜大闹科学城

爱与死

安妮•霍尔

我心深处

曼哈顿

星尘往事

仲夏夜性喜剧／西力传

丹尼玫瑰

开罗紫玫瑰

汉娜姐妹

无线电时代

情怀九月天

另一个女人

大都会传奇

罪与错

爱丽丝

影与雾

丈夫、太太与情人

曼哈顿谋杀疑案

插曲

子弹横飞百老汇

非强力春药

电视，戏剧以及其他活动

人人都说我爱你

狂人蓝调

解构爱情狂

名人百态

甜蜜与卑微

业余小偷

玉蝎子的魔咒

好莱坞结局

序言

在应邀写本书以前，我只见过伍迪．艾伦一次。那是1986年的春天，《汉娜姐妹》受邀参加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片单元。对于从来不愿离开纽约的伍迪，艾伦来说，和自己的电影一起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他没有出席电影的放映式，但尽管如此，戛纳电影节还是找上了门。

电影节邀请让一吕克·戈达尔去纽约拍摄一个访谈，和伍迪。艾伦聊一聊他的电影。出于机缘巧合，我参与了那次访谈的拍摄，当时负责拍摄的制片人汤姆．拉蒂恰好是我的朋友，请我担任剧照摄影师。两位导演都接受了这一安排，但选用哪张照片作为剧照的最终决定权在伍迪。

拍摄是在伍迪．艾伦位于纽约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工作室的私人影院里进行的，那儿设施简陋，只有一张沙发、几把扶手椅和一张矮桌。较宽的那一面墙边的架子上摆放着伍迪的部分电影收藏，边上挨着一架老钢琴。放映屏则在较窄的那一面墙上，被黑色的幕帘遮盖着。

访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非常顺利，两位名导几乎同样害羞。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为两人留了影，最后把胶卷给了伍迪。

那次拍摄结束之后我和伍迪鲜少联络，直到1991年夏天我向伍迪提出做一本访谈录的想法，旨在探讨他的多重身份：作家、综艺名人、演员，以及最重要的导演。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婉转的答复：时机不对。当时伍迪一如往常地忙于筹备他的下一部电影，但他表示愿意以后再谈合作。

1992年1月我受邀去纽约参加即将首映的《影与雾》的访谈拍摄，在哥伦比亚电影的放映室里观看了这部电影。第二天我作为欧洲影评人之一会见伍迪，一名女记者友好地、同时气喘吁吁地提醒我只有四十五分钟时间，因为“艾伦先生非常繁忙”。

我再一次踏进伍迪工作室的私人影院。还是那个宽敞的房间，还是那把柔软的宽扶手椅，除了架子上那摞伍迪从中获取灵感的收藏影碟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以外，一切都不曾改变。架子下面是《丈夫、太太与情人》的录音磁带，伍迪正忙于进行这部影片的剪辑工作。

我到得很早，也可能是伍迪晚了，就在我准备录音笔的时候，突然听见几声咳嗽，紧接着是“对不起，我迟到了”。是伍迪，他的动静如此之小，就像《俄狄浦斯的烦恼》或《影与雾》中那种魔术师般的登场方式，从黑暗的角落突然出现，又像《开罗紫玫瑰》里那个从银幕上走下来的男演员。

我们的对谈开始了，主要围绕《影与雾》，也谈到伍迪最初与电影有关的经历和他早期的电影事业。时间过得飞快．伍迪的秘书进来提醒我们四十五分钟已经到了，但伍迪朝她摆了摆手，而后我们的谈话又持续了半个小时。

临别前我又向伍迪提起访谈录的计划，他暂时无法给出答复，说得等到春天再讨论这个项目。之后又经过几次沟通，我终于在6月初得到了确定的答复：7月至8月之间，趁着新片《曼哈顿谋杀疑案》的拍摄开始之前，伍迪可以抽出几周时间与我合作。

我们的访谈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了伍迪的职业生涯，有时也会跳开去聊些别的。其实在访谈开始之前，我就向伍迪保证，他可以限制谈论的话题，拒绝任何他不想回答的问题，但这从未发生过。伍迪唯一的要求是这本书要有一个好看的封面。

会面通常安排在上午，我和伍迪坐在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影院一角，录音笔记录着我们的谈话，每次大约两小时。伍迪同时还在筹备《曼哈顿谋杀疑案》。

8月13日，纽约报纸的头条爆出伍迪．艾伦已与米亚．法罗分居、双方就子女的抚养权提起诉讼的消息。两人原本从不抛头露面的私生活以一种冷酷至极的方式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

这一事件对伍迪的私生活和职业生涯来说无疑意味着双重的负面影响，我担心我们的合作会因此推延，但这只是暂时的，两天后伍迪就恢复了我们的会面，不过这一次的会面地点改为伍迪位于中央公园附近的顶层公寓中。

颇为讽刺的是，当时我们的访谈恰好进行到伍迪于同一时期执导的两部电影，《仲夏夜性喜剧》和《西力传》。米亚．法罗正是从这两部影片开始与伍迪交往。对于那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诸如两人是如何相遇并开始这段漫长的感情，伍迪像面对其他问题一样给出了毫不避讳的回答。

然而，由于围绕伍迪私生活的种种传闻纷纷扬扬，再加上《曼哈顿谋杀疑案》的准备工作也愈加耗时，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止。聊完《汉娜姐妹》后，访谈暂告一段落，我回到瑞典，开始着手整理大量的采访材料．

1993年1月，我们恢复了对谈。如过去一样，地点安排在曼哈顿电影中心或是伍迪的家中。其中一些更全面、细致的谈话内容，诸如与《情怀九月天》和《罪与错》有关的章节，都是在伍迪家中进行的，也许是因为安静、隔绝的氛围能让人变得更专注，也更坦诚的缘故吧。而关于《无线电时代》的那次对谈则是在相对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当时是《曼哈顿谋杀疑案》拍摄的最后阶段，我们的谈话是在片场的移动拖车上进行的。

1月的那几天，我得以有机会跟随伍迪的电影拍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片场轻松愉快的氛围。拍电影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事业，但在伍迪的片场却丝毫不见通常充斥着的那种紧张和压抑。伍迪的幕后工作人员多年来不曾变过，大家都很熟悉，早已习惯彼此的工作模式，交流甚至都不需要语言，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足以心领神会。

接下来的一年我又有机会接触工作时的伍迪，这一回是《子弹横穿百老汇》的拍摄。伍迪对演员的尊重和信任令我感到意外，即使是在指导演员的时候也不露痕迹。伍迪在拍摄时全然专注，而在拍摄间隙却让人感觉不到他在场。难怪有一些演员说，从未感觉到伍迪真正指导过自己什么，也许这就是他的秘密所在。伍迪完全依靠演员自身的潜能，提供极大的发挥空间，把自由与责任同时赋予演员，以此建立信任关系，也许这就足以解释为何众多著名演员都想加入伍迪的电影。

2001年秋天，我与伍迪再次见面，继续我们的谈话，谈电影和生活、艺术和音乐。伍迪繁忙依旧，私人生活的轩然大波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日程。自本书的第一版面世以来，伍迪又相继编写和执导了九部影片，即将于2002年5月公映的《好莱坞结局》也已经完成。

也许是为了平衡电影以外的生活的戏剧性，伍迪后期的作品变得更放松，也更自然。要采访伍迪也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频繁地搬家，离开了堡垒般的曼哈顿，甚至开始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和戛纳电影节。

当我们再一次坐在曼哈顿电影中心的时候，一切都是老样子。破旧的沙发和扶手椅还在原来的地方，我甚至怀疑我们所坐的位置也和从前一模一样，伍迪坐在沙发的角落里，我坐在椅子上，中间隔着一支录音笔。曾经的王作人员中有一些已被新面孔替代，这些新人看起来同样真诚，他们将跟随伍迪一起迎接之后的电影旅程。我们的谈话于2002年5月正式结束，伍迪同时还在筹备一部目前被称为“伍迪．艾伦的春曰计划”的电影，也许下一部电影的剧本也早已完成，正静静地躺在他的抽屉里。

伍迪．艾伦在电影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与制片人签订的合约是每年至少编写和执导一部电影，只要不超出计划的预算范围，从电影的主题、剧本到演员、工作人员和最终的剪辑等等，伍迪都享有全权的自由。

我通过这本书所了解的伍迪．艾伦，与银幕上为大众熟知的那个伍迪大相径庭一一那个怪异独行、对任何遭遇都表现出无可救药的神经质的人，那个自怜自艾、以近乎受虐的快感表现他的忧郁、固执、优柔寡断以及其他种种症状的人，不是真的伍迪。我所认识的伍迪，是一名自律的创作者和决策者，一个不断要求自己、对艺术和想象力绝不妥协的严肃自觉的艺术家。

伍迪的私人生活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一部分，而他暴露在公众视线下的生活也已被缩减到最小程度。唯一雷打不动的是每周一晚上伍迪都会准时出现在迈克尔俱乐部，在一支传统爵士乐队中吹奏单簧管。现在演出已迁移至卡利勒咖啡馆，还是老时间：每周一晚上。只要没有电影拍摄，他就会去卡利勒吹单簧管。音乐也许是伍迪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吧，而这，以及伍迪其他灵感与创作的源头都将在本书中一一呈现。

2002年5月于斯德哥尔摩

文摘

《呆头鹅》（节选）

我曾经说过，如果我的电影存在任何主题的话，那一定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落差，这在我的电影中非常常见。我想这可以归结于一点，那就是我讨厌现实。但很不幸的是，现实是...能让我们吃上一顿美味的牛排晚餐的地方。我想这种倾向与我的童年有关，小时候我经常逃到电影院去。那时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小男孩，出生在所谓的“电影黄金年代”，有无数的好电影。我记得《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年的美国爱情电影，本片荣获1944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奖。]和《胜利之歌》[《胜利之歌》（YankeeDoodleDandy）：本片由导演迈克尔•柯蒂兹与编剧爱泼斯坦尼兄弟合作，描述柯汉从一个地位卑微的儿童演员力争上游变成百老汇巨星的一生。]上映时的场景，还有普莱斯顿•斯特奇斯和卡普拉等等那些辉煌的美国电影。我总是通过电影来逃避现实，把破旧的家和所有来自学校、家庭的烦恼抛诸脑后。我钻进电影院，那儿天天能看到豪华包房、白色电话机，还有那些迷人的女人和风趣幽默的男人，他们永远有美好的结局，英雄们永远都是那么伟大。我想那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我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我知道很多与我年纪相仿的人永远都没能从那里面走出来，他们因而无法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仍然活在五六十年代，无法理解为什么每一件事都与他们曾经信仰和希求的不一样，因此他们认为现实是虚假的，太残酷，太丑陋。当你坐在那些电影院里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你不会觉得那只是电影。你会想，虽然我没有过上那样的生活，住在布鲁克林的破房子里，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住着那样奢华的房子，他们骑马，和优雅的女人约会，晚上一起喝鸡尾酒，那只是另一种生活而已。随后这一点又被你从报纸上读到的那些过着电影般生活的人的故事所证实。其影响之深，令人难以自拔，我认识的很多人永远无法从这种影响中走出来。这种想要控制现实、改写现实、美梦成真的欲望，经常出现在我的作品中，因为一个作者或导演所做的就是创造一个他想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你喜欢你创造的人物，喜欢他们的穿着、住所和说话方式，创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在那个世界里待上几个月的时间。那些人物随着美妙的音乐起舞，而你也在其中。所以我的电影总是弥漫着一种幻想之完美与现实之沮丧的对立。《纽约时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关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她的小说《火山情人》，她说当她把书交给出版商，然后独自回家的时候，她真切地感到失去了她笔下所有的人物。

《解构爱情狂》（节选）

二十五年来我没有读过任何一篇关于我电影的评论或任何关于我的文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什么都读，那是在我刚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常常去联美公司，他们那里有成叠的评论，我全部都读，大多数都是说好话的，但没过多久我就忍不住想：“真是疯了，堪萨斯州的评论和底特律的评论简直南辕北辙……”于是我发现最 好还是不要读了。我在早年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你一心一意只关心如何把作品做好，而不被任何情绪和评论所左右，那么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这些年积攒了这么多作品，想要说的话都在那里面了，但愿一直都能遇到有共鸣的人。永远都不要考虑钱的问题，这些年来我经常遇到为了争取五天或十天的拍摄时间而把全部薪水还给电影公司的情况，也遇到过工作一整年颗粒无收的情况。但我发现只要心无旁骛，专注于工作，最终还是会有钱的。最 好的办法就是持续工作，与世隔绝地工作，不被任何其它事情打断。我一直活得像一只鸵鸟，这种方式固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好处，对于作家尤其如此。我喜欢独处，享受独自工作，我不喜欢参与其他活动。比如有的人拍电影，他们享受拍电影的过程，然后在首映会之后举行派对。有的导演喜欢读评论，享受参加奥斯卡典礼受人瞩目的感觉，他和工作人员都是真心享受这个过程，他们并不是肤浅的人。我怀念那种乐趣，但我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当我完成一个作品，就会马上继续创作下一个，其他的我都不在乎。能够不断地产出，而不被任何表扬或批评所影响，我就觉得很快乐。我并不明白，成为一个万人簇拥的导演，其中的乐趣何在。当然，作为群体的一员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美好的，但我不会和演员吃饭，不会说很多话，也不会社交，这就是我的处世方式。如果换作别人和海伦•亨特、查理兹•塞隆或是西恩•潘合作，也许会和他们吃饭，并成为朋友，频繁地社交等等，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批判那些人。我的社交方式并不比他们高明，这只是性格使然。如果有一笔钱能保证我每年拍一部电影，无论票房好坏都不会影响我下一部电影的资金……我就会随心所欲地拍电影——就像我现在拍的电影一样——我不会在乎有没有人看，事实上我也没时间关心这个，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除非我改变自己拍电影的初衷，我当然不会那么做。精神病院会让病人编竹篮或用手指画画，因为这些事情能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这也是我拍电影的目的。这些年来我发现各种奖项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成就感，真正快乐的是拍电影的过程。当我完成一部电影，在这个房间放给几个亲朋好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乐。真正的快乐在于拍电影，在于创作，在于试探自己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