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哈佛大学演讲实录,文学大师谈古论今解析诗意迷思

名人推荐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博尔赫斯全集》。我把这套书放在手提箱里，随身带着，打算每天取出来阅读。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对博尔赫斯的迷恋是秘密的、有着犯罪感的迷恋，却从来没有冷却过。

所有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人都欠博尔赫斯一个债。

——巴尔加斯·略萨

在随笔创作中，如果要我指出谁是最完美地体现了瓦莱里关于幻想与语言的精确性这一美学理想并写出符合结晶体的几何结构与演绎推理的抽象性这类作品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博尔赫斯的名字。我对博尔赫斯的偏爱原因不仅于此，还有其他的原因，主要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宇宙模式或宇宙的某一特性的模式，如无限、无数、永恒、同时、循环，等等；他的文章都很短小，是语言简练的典范；他写的故事都采用民间文学的某种形式，这些形式经受过实践的长期考验，堪与神话故事的形式相媲美。

——伊塔洛·卡尔维诺

博尔赫斯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此前拉美作家一向以欧洲作家为榜样。博尔赫斯在革新随笔语言方面贡献尤多，从而为一代西班牙语美洲随笔家的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他的散文的经济，他的隐喻的老练，他的思想勇气就在那里，令人敬佩，有待超越。在回应威尔斯和切特斯顿以英语奏出的绝响时，在允诺无限进入并扭曲他的想象时，他从仍旧在产生着我们大多数长篇随笔的平地上将他的虚构提升至高处。

——约翰·厄普代克

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如果有哪一位同时代人在文学上称得起不朽，那个人必定是你。你是你那个时代和文化的产物，然而你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知道该如何超越你的时代和文化。

——苏珊·桑塔格

作者简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

阿根廷诗人、随笔家、评论家、翻译家，西班牙语文学大师。

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少年时随家人旅居欧洲。

一九二三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一部随笔集《探讨集》，一九三五年出版第一部短篇随笔集《恶棍列传》，逐步奠定在阿根廷文坛的地位。代表诗集《圣马丁札记》、《老虎的金黄》，随笔集《小径分岔的花园》、《阿莱夫》，随笔集《永恒史》、《探讨别集》等更为其赢得国际声誉。译有王尔德、吴尔夫、福克纳等作家作品。

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获得阿根廷国家文学奖、福门托国际出版奖、耶路撒冷奖、巴尔赞奖、奇诺·德尔杜卡奖、塞万提斯奖等多个文学大奖。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病逝于瑞士日内瓦。

/译者王永年，著名翻译家，浙江定海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曾任中学俄语教师、外国文学编辑，一九五九年起担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曾派驻墨西哥等西语系国家，他的西班牙语文学译著有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和散文、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等，还译有《耶路撒冷的解放》、《十日谈》、《欧·亨利随笔全集》、《伊甸之东》、《在路上》等多部名作。译者徐鹤林，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长期从事西班牙语教学工作，编著多部西班牙语教材教辅图书。

目录

第一讲 诗之谜

第二讲 隐喻

第三讲 说故事

第四讲 文字—音韵与翻译

第五讲 诗与思潮

第六讲 诗人的信条

论收放自如的诗艺

后记

《诗艺》是一本介绍文学、介绍品味，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就全书内容来看，只有《博尔赫斯，口述》一书，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五六月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尔格拉诺大学发表的五场演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不过这几场演说的广度却比不上本书。这几场诺顿讲座比起《博尔赫斯，口述》还早了十年，是文学界的一大资产。本书信笔拈来，是如此虚怀若谷，我们可以看到博氏的幽默讽刺，而且总是可以从此书获得启示。

第一场讲座，《诗之谜》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讨论的是诗歌的主体地位，也很有效地引领我们进入这本书。《隐喻》（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以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为典范，探讨的是几个世纪以来诗人一再采用的同样隐喻模式。而博尔赫斯也提到，这些隐喻的典型可以归类为十二种“基本的典型”，而其他的典型是为了达到惊人的效果，所以也就比较昙花一现。《说故事》这篇讲座专门讨论史诗（于十二月六日发表），博尔赫斯对于现代人忽略史诗的情况提出建言，他思考了随笔之死，并且提出当代人类的处境也反映在随笔的意识形态里头：“我们并不相信幸福，这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悲哀。”他在这里也表现出他与瓦尔特·本雅明与弗兰茨·卡夫卡思想上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后者跟萧伯纳与切斯特顿相比只能算是个小作家而已）。他倡导随笔叙述的立即性，不过他的立场却也有点反随笔，把他未创作随笔的原因归罪于他的懒惰。《文字—音韵与翻译》（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是一段探讨诗歌翻译的大师级之作。《诗与思潮》（三月二十日发表）探讨的是文学的地位，展现出他信步所至的风格，而不是理论思辨的方式。博尔赫斯认为魔术般的音乐真理比起理性思考的作品还来得强而有力，一味挖掘诗歌里头的意义是拜物的行为，他也认为太过有力的隐喻将会破坏诗歌的诠释构架，反而不会增添更深刻的意义。《诗人的信条》（四月十日发表）是一番自我告解，是一种他在“活了大半辈子后”的文学誓言。博尔赫斯的创作力在一九六八年间还处于高峰，他最一流的作品在那时都尚未发表，像是《布罗迪报告》（El informe de Brodie， 一九七○年）—此书收录了他自称最好的作品，《侵入者》（The Intruder）—以及《沙之书》（El libro de arena，一九七五年）。

这几场诺顿讲座由一位先知讲授，而他也经常被拿来跟其他的“伟大的西方盲人导师”相提并论。博尔赫斯对荷马的崇拜从未更改，对于乔伊斯的评价虽然很高，不过却也很复杂，而他对弥尔顿有些微的厌恶与质疑，这一切都说明了他身处的传统。他的眼疾持续恶化，到了一九六○年左右就几近全盲，只能看得到一片橙橙的黄。整本《老虎的金黄》（El oro de los ligres， 一九七二年）忠实呈现了他最后能看得到的颜色。博尔赫斯的演说方式很独特，令人叹为观止：他在演说的时候眼睛会往上看，他的表情温柔中又带点羞涩，好像已经接触到了文本的世界一样—文字的色彩、触感、音符跃然浮现。对他而言，文学是一种体验的方式。

博尔赫斯在大部分以西班牙文进行的访谈或是公开演说中的口气总是很直率，腔调也有点怪异，不过他在《诗艺》里头俨然就是荣誉贵宾的口气了，不但娓娓道来，更是收放自如。这本书虽然写得相当浅显易懂，没有大放厥词的妄加教诲，却充满了深刻的个人反省，不但不会过于天真烂漫，也不至于愤世嫉俗。本书保留了口语沟通的即时性—言谈当中的流畅感、幽默以及偶尔的停顿（本书博尔赫斯的句法只有在必须调整句子才合乎文法或是才看得懂的情况下略作更改。此外，博尔赫斯偶尔几次的引用失误也做了一些修改）。这本口语化的文本可以带给读者不拘形式的感觉，以及更多温暖的感受。

博尔赫斯对英文的熟稔更是迷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祖母学习英文，他的祖母是从斯塔福德郡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的双亲更是精通英文（父亲是心理学以及现代语文的教授，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翻译家）。博尔赫斯的英文不但说得流畅，更是极具音乐性，子音的发音不但优雅，更能够悠游于古英文铿锵有力的母音。

我们在阅读博尔赫斯的宣言的时候，千万别光看言语的表面意义，像他说他还在“摸索”自己的路，像他说他是个“胆小而绝不是大胆的思想家”，或者像他的文化背景是“一连串不幸的大杂烩”，等等1。博尔赫斯的学养绝对是相当深厚的，而他的作品主旨也经常明显地融入了自传式的成分—也就是学海无涯的主题。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他的视力很差，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笔记2，所以他在发表这六场演说的时候也完全没依赖过笔记的提示。在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的帮助下，博尔赫斯援引了相当丰富的文本为例，这也使得他的演讲变得更为丰富—他个人的美学总是建立在文学的根基上。他引用到文学理论的机会并不多；引述评论家的机会也很少；而哲学家也只有在不脱离纯粹抽象思考的时候才引得起他的兴趣。因此，他记忆中的世界文学总是能够以纯文学的风貌娓娓道来。

在《诗艺》一书中，博尔赫斯跟历代的作家与文本展开对话，而这些题材即使是一再反复引述讨论也总还是显得津津有味。他引述过的题材包括《荷马史诗》，维吉尔，《贝奥武甫》，冰岛诗集，《一千零一夜》，《古兰经》以及《圣经》，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济慈，海涅，爱伦·坡，斯蒂文森，惠特曼，乔伊斯，当然还有他自己。

博尔赫斯的伟大有一部分来自他的才气机智与优雅精练，这种特质不但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更是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有人问他有没有梦见过胡安·贝隆，博尔赫斯反驳道：“我的梦也是有品位的—要我梦到他，想都别想！”

文摘

身为一位作家对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身份对我而言很简单，就是要忠于我的想象。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不愿只是忠于外表的真相（这样的事实不过是一连串境遇事件的组合而已），而是应该忠于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我会写一些故事，而我会写下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些事情—这不是相不相信历史事件真伪的层次而已，而是像有人相信一个梦想或是理念那样的层次。我在想我们会不会被我很重视的一个研究误导了：也就是我在文学史上的研究。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对历史太不够敏感了（我希望我这么说不是在亵渎）。对文学史的敏锐—关于这一点，其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一样—都是一种不信任，也都是一种质疑。如果我这么说，华兹华斯以及魏尔伦都是十九世纪相当优秀的诗人，那么我就很可能落入陷阱，认为岁月多少摧毁了他们，而他们在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优秀了。我认为古老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认定完美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可以完全不考虑时间的因素—这种说法其实才是比较勇敢的说法。

我读过几本讨论印度哲学史的书。这些书的作者（不管是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是美国人都一样）总是对于印度人完全不具历史观百思不解—印度人把所有的哲学家都当成当代的思想家。他们用当代哲学研究的术语来翻译古老哲学家的作品。这种尝试其实是很勇敢的。这种情形也解释了我们要相信哲学、相信诗歌—也就是说，过去是美的事物也可以一直延续它的美。

虽然我觉得我在这样说的时候是很没有历史观的（因为文字的意思以及言外之意当然都会改变），不过我还是认为会有这种超越时空的诗句的—比如说，维吉尔写过“他们穿越寥无人烟的暗夜”（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查证过这行诗—我的拉丁文很烂的），或是有位古英文诗人写过的“白雪自北方飘落……”，或者是莎翁说过的，“你是音乐，为什么悲哀地听音乐？／甜蜜不忌甜蜜，欢笑爱欢笑”。—我们在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越时空了。我认为美是永恒的；而这当然也就是济慈在写下“美丽的事物是恒久的喜悦” 时他所念兹在兹的。我们都能够接受这行诗，不过我们是把这行诗当成一种标准的说辞，当成一种公式来看待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勇敢地怀抱希望，希望这种说法能够成真—尽管作家的写作时间不同，也都身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中，不过永恒的美多少总是可以达成的。

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试着忠于自己的梦想，而尽量别局限在背景环境中。当然，在我的故事当中也有真实的事件（而且总是有人告诉我应该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不过我总认为，有些事情永远都该掺杂一些不实的成分才好。把发生的事件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还有什么成就可言呢？即使我们觉得这些事情不甚重要，我们多少也都要做点改变；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把自己当成艺术家看待了，而是把自己当成是记者或者历史学家了。不过我也认为所有真正的历史学家也都跟随笔家一样有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在阅读吉本作品的时候，从中获得的喜悦其实也不下于我们阅读一本伟大的随笔。毕竟，历史学家对于他研究的人物知道的也不多。我想历史学家也得要想象历史背景吧！就某种程度而言，像是罗马帝国的兴衰这些故事，他们都必须要当成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只不过他把这些历史创造得太棒了，我也就不会接受其他任何对历史的解释了。